第一百十一章 南京事件(四)
凌濛初也来到了南京,他这阵子在南直隶淮安府、扬州府、常州府、徽州府这几个有代表的府考察了一下,向钱谦益报告。和北方相比,南直录各府推行战时新政进度确实慢了许多,力度也弱了许多,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影响力。
大部分读书人即使对战时新政没有什么明确好恶倾向,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抵制,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也大多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就怕说了出来就会被舆论群而围攻。
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雇工雇农那里,也有巨大的号召力。这些人稍作煽动,大量下层百姓就会群起响应,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抢劫抄掠,甚至焚烧房屋。
这就是凌濛初向钱谦益报告的考察结果。钱谦益虽然只是办案过程中走了一趟苏州府昆山县和松江府华亭县,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要在南直隶推进落实新政,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
阮大铖也是东林出来的,对东林舆论有过很深的了解和体会。阮大铖分析许多事情看起来难办,其实要改变,只需要扭转大势。过去平民和读书人站在东林士子一边,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两个大势。一个是道德崇高的大势,东林之所以能把控舆论,操控人心,在于向来标榜他们道德崇高、廉洁刚正,敢于不顾个人得失,不取媚君上。这个形象一立起来,那东林的对立面,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阿谀媚上的小人。
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个大势,没有实际利益,也难以持久。而东林后辈中人组建的各类生员会社,能把这种大势转化成实际利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复社、几社之类的组织和科举上的利益。违背了这个大势,即使暂时得志,很快也会身败名裂,下场凄惨。魏忠贤、顾秉谦就是例子。顺应这个大势,暂时像天启年间遇到厄运,也会很快时来运转,其中死了的几个,也是哀荣备至。
另一个大势就是为民请命,东林的所有举动都是以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反对朝廷的各种增税措施,也是到处散布增加肯定会增加小民负担,使小民无法承受,这才使小民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有强大的号召力。
陈大铖分析要江南改变局面,只需要扭转这两个大势。如今破获了吴昌时大案,就是趁热打铁,扭转这两个大势的最好时机。其实在江南士林中,真正站在东林一边,坚决反对战时新政的只有少数,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个大势,中间派被迫被东林裹挟。
只要让东林的丑事曝光,让原先不敢说话的人也敢于出来痛斥,第一个就可以扭转,中间派立场转变,南方士林的倾向就会天翻地覆,原先难以撬动大势,就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对于下层小民,只要把东林的言论针对性进行驳斥再反复灌输,朝廷增税负担未必会转嫁到贫民,而是让富豪穷奢极欲的挥霍大受制约减少。如果小民不放心,朝廷也可以让地方平民监督增税以后,豪门富商是不是依旧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挥霍,确保所增加的税,真正用于国家实利。增加小民监督的权利,就可以化解东林倚仗的第二个大势。
钱谦益也属于东林“内部人员”,对阮大铖的分析非常赞同。很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关键点,一些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接下来的几天就围绕吴昌时的案件大做文章,又有凌濛初、汪汝淳两个现成的宣传高手坐镇参与。不仅吴昌时本人,也把平时和吴昌时交往的很多生员干的烂事都挖了出来。
比如吴昌时不仅策划了两起大案,还在煽动抄掠顾秉谦等阉党家宅时趁机大发横财、陈洪范曝出的在城西秘宅里安排美女贿赂招待各路官员、威逼吴瑛和他私通等等,和吴昌时结交亲密被他视为亲信的人多少都难免参与了一些,把他们和各种缺德事迹材料,详细整理记述,刊印成读物到处散播。
还找了一些说书先生,给那些不识字的百姓市民讲说。凌濛初更是发挥专长重操旧业,连续创作了几篇话本故事,广泛刊印传播。这样一番水银泻地般的宣传攻势下,不到一个月,吴昌时和他的狐群狗党的很多隐秘丑行就已经传遍了江南城乡各地,大街小巷、田间村头都有议论。
有些之前很崇拜吴昌时的读书人难以接受,就找到杨廷枢、吴应箕这些之前和吴昌时交往比较多的士子求证,这些人正是当天审案时在堂上旁听的,知道整个案情过程,承认传闻的事情基本上属实,只是平时遮掩地好,别人不知道,险些牵连得他们也被当成了同谋。这样一来,原来士林清流中的风头正盛的人物,一下子成了一个丑角笑柄。就连虽然没有参谋吴昌时的密谋和烂事,只是之前和吴昌时比较亲近的士子,也被牵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许多中间派的读书人也不再跟从东林系士子的主张,本来水泼不进的江南士林舆论开始了扭转。之前人人喊打的阮大铖,也被一些读书人开始了正名。有了吴昌时的对比,加上这次案件中被吴昌时构陷,本来就处于很受人同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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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读书人即使对战时新政没有什么明确好恶倾向,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抵制,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也大多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就怕说了出来就会被舆论群而围攻。
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雇工雇农那里,也有巨大的号召力。这些人稍作煽动,大量下层百姓就会群起响应,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抢劫抄掠,甚至焚烧房屋。
这就是凌濛初向钱谦益报告的考察结果。钱谦益虽然只是办案过程中走了一趟苏州府昆山县和松江府华亭县,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要在南直隶推进落实新政,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
阮大铖也是东林出来的,对东林舆论有过很深的了解和体会。阮大铖分析许多事情看起来难办,其实要改变,只需要扭转大势。过去平民和读书人站在东林士子一边,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两个大势。一个是道德崇高的大势,东林之所以能把控舆论,操控人心,在于向来标榜他们道德崇高、廉洁刚正,敢于不顾个人得失,不取媚君上。这个形象一立起来,那东林的对立面,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阿谀媚上的小人。
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个大势,没有实际利益,也难以持久。而东林后辈中人组建的各类生员会社,能把这种大势转化成实际利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复社、几社之类的组织和科举上的利益。违背了这个大势,即使暂时得志,很快也会身败名裂,下场凄惨。魏忠贤、顾秉谦就是例子。顺应这个大势,暂时像天启年间遇到厄运,也会很快时来运转,其中死了的几个,也是哀荣备至。
另一个大势就是为民请命,东林的所有举动都是以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反对朝廷的各种增税措施,也是到处散布增加肯定会增加小民负担,使小民无法承受,这才使小民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有强大的号召力。
陈大铖分析要江南改变局面,只需要扭转这两个大势。如今破获了吴昌时大案,就是趁热打铁,扭转这两个大势的最好时机。其实在江南士林中,真正站在东林一边,坚决反对战时新政的只有少数,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个大势,中间派被迫被东林裹挟。
只要让东林的丑事曝光,让原先不敢说话的人也敢于出来痛斥,第一个就可以扭转,中间派立场转变,南方士林的倾向就会天翻地覆,原先难以撬动大势,就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对于下层小民,只要把东林的言论针对性进行驳斥再反复灌输,朝廷增税负担未必会转嫁到贫民,而是让富豪穷奢极欲的挥霍大受制约减少。如果小民不放心,朝廷也可以让地方平民监督增税以后,豪门富商是不是依旧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挥霍,确保所增加的税,真正用于国家实利。增加小民监督的权利,就可以化解东林倚仗的第二个大势。
钱谦益也属于东林“内部人员”,对阮大铖的分析非常赞同。很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关键点,一些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接下来的几天就围绕吴昌时的案件大做文章,又有凌濛初、汪汝淳两个现成的宣传高手坐镇参与。不仅吴昌时本人,也把平时和吴昌时交往的很多生员干的烂事都挖了出来。
比如吴昌时不仅策划了两起大案,还在煽动抄掠顾秉谦等阉党家宅时趁机大发横财、陈洪范曝出的在城西秘宅里安排美女贿赂招待各路官员、威逼吴瑛和他私通等等,和吴昌时结交亲密被他视为亲信的人多少都难免参与了一些,把他们和各种缺德事迹材料,详细整理记述,刊印成读物到处散播。
还找了一些说书先生,给那些不识字的百姓市民讲说。凌濛初更是发挥专长重操旧业,连续创作了几篇话本故事,广泛刊印传播。这样一番水银泻地般的宣传攻势下,不到一个月,吴昌时和他的狐群狗党的很多隐秘丑行就已经传遍了江南城乡各地,大街小巷、田间村头都有议论。
有些之前很崇拜吴昌时的读书人难以接受,就找到杨廷枢、吴应箕这些之前和吴昌时交往比较多的士子求证,这些人正是当天审案时在堂上旁听的,知道整个案情过程,承认传闻的事情基本上属实,只是平时遮掩地好,别人不知道,险些牵连得他们也被当成了同谋。这样一来,原来士林清流中的风头正盛的人物,一下子成了一个丑角笑柄。就连虽然没有参谋吴昌时的密谋和烂事,只是之前和吴昌时比较亲近的士子,也被牵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许多中间派的读书人也不再跟从东林系士子的主张,本来水泼不进的江南士林舆论开始了扭转。之前人人喊打的阮大铖,也被一些读书人开始了正名。有了吴昌时的对比,加上这次案件中被吴昌时构陷,本来就处于很受人同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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