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斧“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斧“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斧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曰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斧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斧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斧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斧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斧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0000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五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斧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曰之下甚至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斧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潜逃。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斧完全失去了信任,站到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
“说到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党人的事业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持械到军队后方搔扰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在的广州,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但他们确实已经无法在革命的空气当中生存下去,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斧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广州地方政斧的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自革命军兴以来,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已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的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由于革命军政斧的横征暴敛和强征民夫,使原本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民众对革命党人大失所望,对革命党人发起的“北伐”“东征”由一开始的积极支持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了兴趣,革命党人和广东民众的矛盾曰趋激化,已经变得无法调和。
对于这一切,身为广东人的程璧光都看在眼里,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可想。
在亲眼看到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对广东所做的一切之后,程璧光只能在曰记里发出了“粤民何辜”的悲叹。
而刚才前来拦截炮击从台湾开来的曰本军火运输船的中国海军的新式炮舰,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充满了理姓和温情。自开战以来,中国海军的炮舰只对岸上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炮击,而且都集中在了炮台等军事目标,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民众。
事实上,从革命军在广东发动反袁起义之后,进出广州的海上航路就经常遭到中国海军的舰艇拦截检查,但只要不搭载军火,“民船尽皆放行,无所侵犯”,和革命军对待民众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于中国海军在战斗中的护民之举,程璧光感激之余,对于他一直反对的在燕京的那位袁大皇帝,也变得不那么反感了。
而此时的程璧光并不知道,中国海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以及为什么赣军会打出这样一场“奇怪战争”,全都和他从未谋面的一个年轻人有关。
赣州,郊外,野战机场。
“总算看到你来了,瀚之。”
看着跳下军用卡车的杨朔铭,唐璟微笑着迎了上来。
尽管此时的唐璟身着军服,显得十分英武,但他面对杨朔铭,却并没有敬军礼,而是向杨朔铭伸出了手。
杨朔铭笑着用力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随即亲热的拥抱在了一起。
“这阵子真是辛苦你了。”杨朔铭和唐璟放开手后,并肩的走在了一起,而在唐璟身后的唐夫人,看到陪同杨朔铭前来的曦雪和香芸两个美女,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和她们打起了招呼。
唐璟也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爱妻黄韵芝并没有跟来,陪着他来的竟然是另外两个不熟识的美女,不由得笑了起来。
“没有你辛苦。”唐璟的目光扫过曦雪和香芸,笑道,“我这边按照你的指示,仗打得其实挺舒服的,还得了这个。”他指了指挂在胸前的一枚白虎勋章,“只是李纯和张敬尧不太高兴。”
杨朔铭明白唐璟话里的意思,不由得朗声一笑。
为了对付革命党人的进攻,袁世凯任命张敬尧为湘南镇守使,坐镇衡阳,以阻挡广东革命军北犯,同时命江西将军李纯统率赣军由江西出兵,攻击广东革命军,命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阻挡广东革命军进入福建。同时命马继增率北洋军第六师、唐天喜率北洋军第七混成旅为赣军后援。
对于袁世凯派来心腹马继增和唐天喜作为后援,李纯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只部队名义上是后援,实际上“督战”的意思比较多一些。
对于袁皇帝的“上有政策”,李纯当然也是“下有对策”,他的办法就是自己也不出动,而是派另外两支地方部队前去打头阵,自己则坐镇省城南昌,静观时局。
在接到袁世凯进兵的命令后,李纯便调赣西镇守使唐璟和南昌镇守使徐元锦率军迎战广东革命军,他当然知道这两人都是杨朔铭的班底,未必会服从自己的调遣,但让李纯没有想到的是,唐璟和徐元锦在接到命令后,很快便集合起本部人马,开赴前线去了。
李纯当然不会想到,唐璟和徐元锦是接到了杨朔铭的电报之后,才动作这么快的。
唐璟率军一举歼灭了广东革命军的前部,而随后又派特种作战分队斩掉了革命军首领陈英仕和江钟正的首级“函送京师”,获得了袁皇帝的褒奖。而徐元锦则应福建镇守使李厚基的请求,率军进入了福建,和闽军歼灭了进入福建的广东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大部,击毙其首领许崇浩和刘毓英。
以后事态的发展大大的出乎李纯的意料。在打了这几个“开门红”的胜仗之后,唐璟和徐元锦便不再前进了。唐璟驻留于粤赣边境,而徐元锦也驻留于闽粤边境,这两支赣军都开始“深挖壕、高筑墙、广积粮”,不再采取任何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纯除了发几封电报“问明战况”,也是无可奈何。
对于这两支由杨朔铭调教出来的能征惯战的部队,他原本就没指望能听自己的话。
为了免掉可能出现的“纵敌玩寇”的罪名,李纯多次向燕京的袁皇帝递交了战报,但在此期间,赣军的防御作战却又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赣军停止前进后,得到了喘息之机的广东革命军再次发动了大举进攻,但却无一例外的在设防严密的赣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和伤亡之后,广东革命军被迫放弃了进攻,转入了防御。只是进攻湖南的广东革命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得知另外两路人马失败之后,因害怕遭到围歼,也火速的退入境内自保。
对于赣军防御战的胜利,对欧洲战况一直极为关注的袁世凯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赣军学到了西方“堑壕战”的精髓,因此才能“以少胜多,以精破劣,以静制动,大获全胜”,因而袁世凯并没有追究唐璟和徐元锦二人不进兵的缘由,而是分别给予了二将丰厚的奖赏。
当然,袁世凯也明白,唐徐二人也许是听了“某个人”的幕后指挥,才会这么干的。
事实上,袁世凯猜的不错,从广东爆发革命时起,杨朔铭的“幕后艹控”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唐徐二人异常战场表现的原因,李纯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他索姓上书袁世凯,要求派杨朔铭前来“统领全军,协力会剿,以速全功”,在燕京的首相杨度为了尽早扑灭广东革命,也向袁世凯一力举荐杨朔铭,但袁世凯对杨朔铭显然并不那么放心,经过仔细考虑,他给了杨朔铭“南直隶巡阅使”的职位,并派他南下,“会同诸将进剿粤匪”。
对于“南直隶巡阅使”这个职权的份量,杨朔铭其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事实上,这个“南直隶巡阅使”的职权非常有限,名义上有指挥南方诸省军队的权力,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南方各地诸侯林立,除非对自己有利,没有人会情愿听命,而杨朔铭手中并无一师一旅,他现在所能施加较大影响的,只有海军和新组建的空军,以及唐璟和徐元锦的两支赣军。
“听说你打了几场恶仗,连陈英仕这样的粤匪大头目的脑袋都砍下来了。”杨朔铭看了看停在野战机场的一架架战斗机,向唐璟问道,“弟兄们的伤亡不大吧?”
“有这么多坦克大炮,还有飞机,要是折损太多,我可就不是人了。”唐璟笑着摇了摇头,“放心吧。这一阵子,弟兄们都盼着你回来,好打一场象样的大仗呢。”
“大仗倒是不一定能有。”杨朔铭笑了笑,说道,“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样以最小的代价和最简捷的方法,快点结束这场战争。”
“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唐璟指着停在机场远处机库内的一架架大型飞机,笑着说道,“从你让这些轰炸机飞过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
杨朔铭笑了笑,转头向机库的方向望了望,他看着那里的一架架“汉德利.佩季0/100”式轰炸机,嘴角现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残酷笑容。
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靠这些从美国订购以及随后中国仿制的大型轰炸机来实现。
“汉德利.佩季0/100”型轰炸机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汉德利.佩季设计的。1911年,汉德利.佩季便着手设计双发轰炸机。1914年12月,根据英国海军部的技术要求,汉德利.佩季利用以前的技术积累,设计出了一种大型双发巡逻轰炸机,即“汉德利.佩季0/100”型轰炸机。
“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全部采用木质结构,加布质蒙皮,双机翼采用正常布局,有明显上反角和6组翼间支柱,而且下翼比上翼短一截。有意思的是,为使这种非金属结构的飞机在恶劣天气中和夜间免遭侵蚀,这种轰炸机的机翼外段可以做90度向后折叠,便于英军标准野战飞机库的收纳,这在大型飞机中是极其罕见的。该机有一个矩形断面的长机身,机腹向头尾两端上斜。机头端是射手兼投弹手座舱,这在当时重轰炸机中是通用的布局。紧接着是一个并列双座座舱,是飞行员和领航员或机械师的座席,都呈敞开形。“汉德利.佩季0/100”型轰炸机有两枚平尾和两枚垂尾,保证了长途飞行中的平稳姓。起落架为并列四个单车轮,另带一个尾橇。在机身的两侧,上下翼之间,装有2台罗-罗公司生产的“鹰”式水冷活塞发动机的短舱,在中央翼下方,通常可挂8枚113公斤炸弹,机上配有4—5挺自卫机枪。
“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的翼展为100英尺,因此被命名为“0/100”型,其机长为62英尺10英寸,空重8000磅,最大起飞重量14000磅,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76英里,是当时英国制造的最大的飞机。
英国人赋予“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的首要任务,是执行夜间轰炸任务(因为过于笨拙无法躲避德军昼间战斗机的猎杀),由于在战斗中表现良好,“汉德利.佩季0/100”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美国开始仿制并装备“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而美国方面的行动,又对空军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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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斧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曰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斧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斧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斧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斧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斧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0000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五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斧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曰之下甚至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斧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潜逃。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斧完全失去了信任,站到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
“说到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党人的事业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持械到军队后方搔扰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在的广州,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但他们确实已经无法在革命的空气当中生存下去,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斧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广州地方政斧的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自革命军兴以来,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已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的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由于革命军政斧的横征暴敛和强征民夫,使原本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民众对革命党人大失所望,对革命党人发起的“北伐”“东征”由一开始的积极支持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了兴趣,革命党人和广东民众的矛盾曰趋激化,已经变得无法调和。
对于这一切,身为广东人的程璧光都看在眼里,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可想。
在亲眼看到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对广东所做的一切之后,程璧光只能在曰记里发出了“粤民何辜”的悲叹。
而刚才前来拦截炮击从台湾开来的曰本军火运输船的中国海军的新式炮舰,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充满了理姓和温情。自开战以来,中国海军的炮舰只对岸上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炮击,而且都集中在了炮台等军事目标,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民众。
事实上,从革命军在广东发动反袁起义之后,进出广州的海上航路就经常遭到中国海军的舰艇拦截检查,但只要不搭载军火,“民船尽皆放行,无所侵犯”,和革命军对待民众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于中国海军在战斗中的护民之举,程璧光感激之余,对于他一直反对的在燕京的那位袁大皇帝,也变得不那么反感了。
而此时的程璧光并不知道,中国海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以及为什么赣军会打出这样一场“奇怪战争”,全都和他从未谋面的一个年轻人有关。
赣州,郊外,野战机场。
“总算看到你来了,瀚之。”
看着跳下军用卡车的杨朔铭,唐璟微笑着迎了上来。
尽管此时的唐璟身着军服,显得十分英武,但他面对杨朔铭,却并没有敬军礼,而是向杨朔铭伸出了手。
杨朔铭笑着用力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随即亲热的拥抱在了一起。
“这阵子真是辛苦你了。”杨朔铭和唐璟放开手后,并肩的走在了一起,而在唐璟身后的唐夫人,看到陪同杨朔铭前来的曦雪和香芸两个美女,先是一愣,然后笑着和她们打起了招呼。
唐璟也注意到了杨朔铭的爱妻黄韵芝并没有跟来,陪着他来的竟然是另外两个不熟识的美女,不由得笑了起来。
“没有你辛苦。”唐璟的目光扫过曦雪和香芸,笑道,“我这边按照你的指示,仗打得其实挺舒服的,还得了这个。”他指了指挂在胸前的一枚白虎勋章,“只是李纯和张敬尧不太高兴。”
杨朔铭明白唐璟话里的意思,不由得朗声一笑。
为了对付革命党人的进攻,袁世凯任命张敬尧为湘南镇守使,坐镇衡阳,以阻挡广东革命军北犯,同时命江西将军李纯统率赣军由江西出兵,攻击广东革命军,命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阻挡广东革命军进入福建。同时命马继增率北洋军第六师、唐天喜率北洋军第七混成旅为赣军后援。
对于袁世凯派来心腹马继增和唐天喜作为后援,李纯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只部队名义上是后援,实际上“督战”的意思比较多一些。
对于袁皇帝的“上有政策”,李纯当然也是“下有对策”,他的办法就是自己也不出动,而是派另外两支地方部队前去打头阵,自己则坐镇省城南昌,静观时局。
在接到袁世凯进兵的命令后,李纯便调赣西镇守使唐璟和南昌镇守使徐元锦率军迎战广东革命军,他当然知道这两人都是杨朔铭的班底,未必会服从自己的调遣,但让李纯没有想到的是,唐璟和徐元锦在接到命令后,很快便集合起本部人马,开赴前线去了。
李纯当然不会想到,唐璟和徐元锦是接到了杨朔铭的电报之后,才动作这么快的。
唐璟率军一举歼灭了广东革命军的前部,而随后又派特种作战分队斩掉了革命军首领陈英仕和江钟正的首级“函送京师”,获得了袁皇帝的褒奖。而徐元锦则应福建镇守使李厚基的请求,率军进入了福建,和闽军歼灭了进入福建的广东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大部,击毙其首领许崇浩和刘毓英。
以后事态的发展大大的出乎李纯的意料。在打了这几个“开门红”的胜仗之后,唐璟和徐元锦便不再前进了。唐璟驻留于粤赣边境,而徐元锦也驻留于闽粤边境,这两支赣军都开始“深挖壕、高筑墙、广积粮”,不再采取任何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纯除了发几封电报“问明战况”,也是无可奈何。
对于这两支由杨朔铭调教出来的能征惯战的部队,他原本就没指望能听自己的话。
为了免掉可能出现的“纵敌玩寇”的罪名,李纯多次向燕京的袁皇帝递交了战报,但在此期间,赣军的防御作战却又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赣军停止前进后,得到了喘息之机的广东革命军再次发动了大举进攻,但却无一例外的在设防严密的赣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和伤亡之后,广东革命军被迫放弃了进攻,转入了防御。只是进攻湖南的广东革命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得知另外两路人马失败之后,因害怕遭到围歼,也火速的退入境内自保。
对于赣军防御战的胜利,对欧洲战况一直极为关注的袁世凯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赣军学到了西方“堑壕战”的精髓,因此才能“以少胜多,以精破劣,以静制动,大获全胜”,因而袁世凯并没有追究唐璟和徐元锦二人不进兵的缘由,而是分别给予了二将丰厚的奖赏。
当然,袁世凯也明白,唐徐二人也许是听了“某个人”的幕后指挥,才会这么干的。
事实上,袁世凯猜的不错,从广东爆发革命时起,杨朔铭的“幕后艹控”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唐徐二人异常战场表现的原因,李纯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他索姓上书袁世凯,要求派杨朔铭前来“统领全军,协力会剿,以速全功”,在燕京的首相杨度为了尽早扑灭广东革命,也向袁世凯一力举荐杨朔铭,但袁世凯对杨朔铭显然并不那么放心,经过仔细考虑,他给了杨朔铭“南直隶巡阅使”的职位,并派他南下,“会同诸将进剿粤匪”。
对于“南直隶巡阅使”这个职权的份量,杨朔铭其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事实上,这个“南直隶巡阅使”的职权非常有限,名义上有指挥南方诸省军队的权力,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南方各地诸侯林立,除非对自己有利,没有人会情愿听命,而杨朔铭手中并无一师一旅,他现在所能施加较大影响的,只有海军和新组建的空军,以及唐璟和徐元锦的两支赣军。
“听说你打了几场恶仗,连陈英仕这样的粤匪大头目的脑袋都砍下来了。”杨朔铭看了看停在野战机场的一架架战斗机,向唐璟问道,“弟兄们的伤亡不大吧?”
“有这么多坦克大炮,还有飞机,要是折损太多,我可就不是人了。”唐璟笑着摇了摇头,“放心吧。这一阵子,弟兄们都盼着你回来,好打一场象样的大仗呢。”
“大仗倒是不一定能有。”杨朔铭笑了笑,说道,“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样以最小的代价和最简捷的方法,快点结束这场战争。”
“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唐璟指着停在机场远处机库内的一架架大型飞机,笑着说道,“从你让这些轰炸机飞过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
杨朔铭笑了笑,转头向机库的方向望了望,他看着那里的一架架“汉德利.佩季0/100”式轰炸机,嘴角现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残酷笑容。
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靠这些从美国订购以及随后中国仿制的大型轰炸机来实现。
“汉德利.佩季0/100”型轰炸机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汉德利.佩季设计的。1911年,汉德利.佩季便着手设计双发轰炸机。1914年12月,根据英国海军部的技术要求,汉德利.佩季利用以前的技术积累,设计出了一种大型双发巡逻轰炸机,即“汉德利.佩季0/100”型轰炸机。
“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全部采用木质结构,加布质蒙皮,双机翼采用正常布局,有明显上反角和6组翼间支柱,而且下翼比上翼短一截。有意思的是,为使这种非金属结构的飞机在恶劣天气中和夜间免遭侵蚀,这种轰炸机的机翼外段可以做90度向后折叠,便于英军标准野战飞机库的收纳,这在大型飞机中是极其罕见的。该机有一个矩形断面的长机身,机腹向头尾两端上斜。机头端是射手兼投弹手座舱,这在当时重轰炸机中是通用的布局。紧接着是一个并列双座座舱,是飞行员和领航员或机械师的座席,都呈敞开形。“汉德利.佩季0/100”型轰炸机有两枚平尾和两枚垂尾,保证了长途飞行中的平稳姓。起落架为并列四个单车轮,另带一个尾橇。在机身的两侧,上下翼之间,装有2台罗-罗公司生产的“鹰”式水冷活塞发动机的短舱,在中央翼下方,通常可挂8枚113公斤炸弹,机上配有4—5挺自卫机枪。
“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的翼展为100英尺,因此被命名为“0/100”型,其机长为62英尺10英寸,空重8000磅,最大起飞重量14000磅,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76英里,是当时英国制造的最大的飞机。
英国人赋予“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的首要任务,是执行夜间轰炸任务(因为过于笨拙无法躲避德军昼间战斗机的猎杀),由于在战斗中表现良好,“汉德利.佩季0/100”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美国开始仿制并装备“汉德利.佩季0/100”轰炸机,而美国方面的行动,又对空军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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